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痖弦: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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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3-3 22:57:3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痖弦: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


[size=0.9]   咱们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民族,样样都用诗来表现。你看,夏天,到人家里去,咱从前没电扇,就拿一把扇子,扇子上面有字:“扇子有风,拿在手中,有人来借,大理不通。”为什么?你热我也热呀;到庙里抽个签,签条上是诗;家里小孩夜惊,贴个小红条在墙头:“天皇皇,地皇皇,我家有个夜哭郎,行路君子念三遍,一觉睡到大天光”;敬茶给客人,茶杯上有诗句:“可以倾心”或者“壶中日月长”;情人谈情,把诗题在红叶上,写在手绢上。

  诗不但可以供人欣赏,而且还可以吟唱,中国的戏曲就是诗句嘛。甚至于说,连官方的告示都是用诗句来写的,以便于老百姓来记诵,便于记忆,便于传诵。武松到咸阳道中,看到那官方的告示,如“有大老虎在吃人,不能上山,结伴同行”等等,都是用诗句来做的。所以在中国可以说,从天子到庶人都写诗。比如唐朝,坏诗人一大堆,为什么,因为大家都来写,当然会有很多坏诗人。但是没有关系,乱是繁荣的另外一个表象,一个繁荣的时代一定是乱的。当时附庸风雅的人,也会弄假成真,最后慢慢地,经过时间老人的耙梳整理,坏的作品不见了,好的作品留下来。所以,在我们中国,诗是人人都会两下子的。医生也会,叫儒医;将军也写阵中诗,叫做儒将;商人也写诗,叫做儒商。人人都会。

  可是到了新文学运动以后,新诗出现了,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它很有意思,就写,写着写着,把它慢慢专业化了,就变成只有诗人才写诗,一般人就不能写了。报纸上也有诗,但一般人看报,一看到诗眼睛就迈过去了:哎呀我受不了,每个字都认识,接在一起,不懂。所以慢慢地诗歌就专业化了,这对诗歌是一个很不幸的发展。

  很多人认为诗是高中生的玩意。生日啊或者是哪里有什么庆典哪,总是要送一首古典诗才象样,觉得现代诗不够大气,不够正式,不够尊重,所以新诗就变成了青年人的玩意儿、恋爱中人的臆语,变成不好的。因此我主张恢复我们中华古国过去“人人都是诗人”的境况。专业的诗人是狭义的诗人,广义的诗人是也写两个句子好玩儿的这些人,人多了就一定会产生好的作品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,就定在“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”。

  现在我想分做几条来谈,如果人人都成为诗人,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诗人?刚才已经说了一点,现在我们把它规律化,演绎成几条:

  第一条,诗人是对生命认真的人。诗人就是真人,最热爱生活的人,最认真生活的人,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过着自己日子的人。通常我们说,诗来自生活,不是来自学问。学问越大,诗学得越反,因为学问是逻辑的,是理解的,是分析的,而诗是纯粹感觉的,这个感觉是与生俱来的。

  河南有个作家,是南阳作家协会的主席,叫二月河,他的历史小说红得不得了,而且都拍成电视剧了。他看到我时说:我对诗人充满了敬意,我什么文体都可以写,就是这个诗我没办法。你说我写个散文,我凑合着也能写得出来;写个小说呢,更是我的专业;写文学评论,也行;你说写诗,我一句也写不出来。诗人是天生的,我没办法形容,诗就是一种特异功能,呵呵,特异功能。

  其实没那么神秘。诗就是认真生活的结果。诗人能够面对生活,忠于生活,善于感觉生活,理解生活,提高生活。我们常常说:诗的生活,生活的诗。先有了诗的生活,才能有生活的诗,生活的深度就是诗的深度。假如一个人不爱在生活上作思考,糊里糊涂地过日子,那他肯定不是一个诗人。所以诗人都有几分自恋,这没有关系,不要太过分就行,诗人是自恋的。长城很多人都去过了,但是诗人去了长城,那就石破天惊,不得了了,一件大事情了,因为“他”来了。

  有了诗的生活才有生活的诗,没有生活就没有诗人,所以诗人是认真于生活思维的人,对于风吹水流花落花谢都有感受。一个花落了,对一般人来讲,那算个什么事呢?对诗人来讲,可严重了,落花有死醉楼人哪,落花声,那跳楼的人,“啪”地惊呼,就听到了,那不是好大的事么?所以诗人,他把所有的生活,把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扩大,诗人有扩大生活的能力。

  风、花、雪、月,通常我们拿这些来形容比较浮浅的浪漫主义的东西。通常有这样一种嘲弄:你这个玩意儿,就是风花雪月嘛。其实风花雪月是很重要的,我们要考虑如何去用新的观点来看风、看花、看雪、看月。我们当年在编《创世纪》的时候,编过四部文集,第一部叫《风之柳》,第二部叫《花之声》,第三部叫《雪之韵》,第四部叫《月之魂》。多好,是不是?风花雪月嘛,新风花雪月。所以有人说,你这个是感伤主义嘛。感伤主义也是一句不好的贬义的词句。其实感伤是很重要的。多愁善感,通常也是嘲弄诗人的句子,其实多愁善感也是很重要的,问题是你这个愁你这个感是不是有价值,是不是有创意。

  中国有句话叫“江郎才尽”,江郎才尽了,完了,他不能再写东西了。江郎的才会不会尽?不会尽。不是江郎的才尽了,而是江郎的生活尽了。江郎没有生活了,江郎失去了生活就写不出诗来了,生活与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密切。我们看到两岸的情况都有点像。大陆改革开放以后,经济形势大好,所以很多的文人纷纷地下海,更换跑道,本来写诗的去做生意了。这些人都有一个想法:我把钱赚足了再来写诗。这好像是个如意算盘,其实很难回头,生活的步调乱了,很难再加以整理。

  一首诗是一个心情,是一个情绪,这个心情,这个情绪是根据你的年龄走的,不是永远可以保持的。超过了这个时段,你再也不能够把这个时间追赶上,可以说是稍纵即逝,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不能说我把钱赚饱了回头再来写诗,不太可能,所以,写诗或者从事文学后再去改行做生意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在台湾更是如此,台湾的人们连广播、连广播电视台,连电视台都不上了,认为那个将来也不会有好下场。那就是面对一盏孤灯在写诗、写小说、写你的文章就可以了,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

 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跟作品分离的话,往往伤害了作品的内涵。那谢灵运是多大的诗人,他写山水诗,但他官也做得不小,所以他变成双重人格,他一方面隐逸于山水,另一方面又去做官,所以谢灵运的诗就不能够跟陶渊明比。陶渊明是真正的能人,真正做活的,他的生活跟他的艺术内容是完全一致的;谢灵运的诗,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修辞,但有时候仔细一分析,里面有作伪的成分,就是这个问题。

  当然我们不能说,你的诗写成什么样你的人也该是什么样的,诗很宏大你这个人也很宏大。也不是。有时候,是诗人的内在,是他的精神视野很宏大,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小人物也说不定。比如说读传记,很多人读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传记就非常失望,他在诗里面简直是一个民族的歌手,其形象何其宏伟,但在他的实际生活里,他只是纽约附近的一个小城的一个报纸的小记者,根本乏善可陈。严格说来,他只写过一本诗集,但是《草叶集》最初出版,没有人知道惠特曼是什么人,他就弄些假名字,写评论,“我们美国最大的诗人诞生了”等等,自己吹自己。他是很有趣的一个人,他的诗的内容和实际的生活好象是不大对头的,这没有关系,是因为他希望变成象他诗中的那样一个人,他的精神视野自然是宏大的,这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。

  第二条,诗人是感情、感性思维非常强旺的人。什么东西都是通过感性的,不是理性的。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文学、理性和感性是需要平衡的,好象车的双轮、鸟的双翼一样,必须要平衡才能使人正常。但是我必须说,诗人是非理性的人,诗人是不正常的人,越正常越糟。不正常才能写诗,非理性。

  我们可以打些比方说,理性是什么呢?理性就是走路一样,走路是有目的的;而感性象跳舞一样,跳舞并没有目的,跳舞的本身就是目的。你不能说我跳到哪儿去,我哪儿也不去,我跳舞啊,它本身就是目的。理性就象坐飞机一样,象我回香港,一下就回去了;感性是放风筝,放风筝有没有什么大的意义?没有意义,只是在空中创造美。理性好象是白天一样,感性就是夜晚;理性是太阳,感性就是月亮;理性是把米煮成饭的过程,感性是把米酿成酒的过程。饭可以喂饱饥饿的肚腹,而酒却可以安慰受伤的灵魂。

  理性代表工业精神,它要走得快,越快越好,它是勇往直前的,是不回头的;感性是农业精神,它是频频回首的。我觉得我们大陆今天理性成分太重了,人人都是勇往直前的,都没有频频回首。要回过头来看看。我们早年在《创世纪》封面上写了一句话,我们《创世纪》今年已经是51年的老杂志了,同仁杂志,每期交诗交多少,是我们的精神教堂,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,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妥协,只有《创世纪》是不可以妥协的,是我们人生最干净的地方。我们写在《创世纪》封面上的那句话是:我们欢迎不讲理的创作、讲理的批评。批评都要讲理,但是创作是不讲理的,越不讲理越好,它是非理性的。假如说你内在的思维情况是偏重于这方面的,你已经注定是个诗人了,只是你还没有写诗而已,因为你的思维状态是个诗的状态。

  第三条,诗人是非常喜欢文字、语言的人。诗人对语言非常敏感,对文字特别敏感,而且对形象化的文字或者文字的形象化特别有一种思维的惯性,什么东西都会想到个画面,什么东西都想用画面来表达出来,这是诗人的本性,诗人都有这个能力。

  我们常常说,歌德是德意志语言的创造者,普希金是俄罗斯语言的创造者,写诗跟语言的关系就是这么密切。诗人甚至溺爱他的民族语言,爱到溺爱的程度,创作了好多新的语言,丰富了我们的日常语言。譬如说,我们有很多成语,很多大家用得已经不觉得是诗的语言了,这哪是谁的作品嘛,已经变成我们语言的一部分了。一个人失恋了,我们说,哎,你老兄何必那么悲壮呢,天涯何处无芳草啊。这不是引的古人的诗吗?所以这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语言的一部分了。诗人从实际生活里提炼语言,再把更好的语言还诸给社会。所以我们的语言如果要保持它的活力的话,即如果它不会老化,不会变成语言的化石的话,就要靠诗人多多去创新。

  我是河南人,1949年离开河南的。等我再回到河南的时候,我的河南话变了,速度变了,节奏也变了,语汇也变了,整个都变了。所以当我说河南话的时候,我姨就说,“你看你这味儿,多少年了,这个话我都没听说过了,你怎么还会说呢?”为什么?因为我的话是止于1949,是老河南话的活化石,很有研究价值。

  社会会变,语言会变,节奏会变,跟着社会整个的大的脉搏在前进,所以诗人一定要知道,语言象河流一样,现在新的语言流向哪里,什么样的语言正在死去,什么样的语言正在诞生。没有表达力的语言慢慢就死掉了,没人再用了,继续有表达力的语言、生活的语言在诞生着,诗人一定要完全地掌握这种变动,才能在语言里做一个领导者,做一个领先者,诗人是领导流行的人,可以这么讲。

 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孩子时代,都能够创新语言,孩子都有这个能力,但是在接受了现代教育以后,这个能力慢慢地就丧失了。我家的小孩儿小的时候,我可以跟她用诗来对话,我说一个东西,她就编一个诗来敷衍我。比如我说眼睛,她就说:一个溜冰场,周围是栏杆,在时候会下雨;我说枕头,她说:头的沙发。从南到北坐火车可以一路这样胡诌下去,儿童有这个能力。她看京剧的时候看到赵云后面有四个靠旗,就问我(我大孩子叫小豆,啊,是小米,小豆在这儿):爸爸,他后面插的是什么?我说:插的旗子。她说:痛不痛?这是我们成人所想不到的,因为这是儿童的世界,儿童其实就是天生的诗人,诗人胚子,在儿童时候有这个能力,慢慢就失去了这个能力。小豆有时候非常调皮的,她小的时候,大概四岁,刚会讲话,我亲亲她的嘴巴,她有点嫌我,用手按一下(动作),不好意思擦嘛。我说:啊,你嫌爸爸?她说:不是,我把它按进去。(学生欢笑,鼓掌)看,我对你的吻多么珍惜,按进去。等一下我又忍不住亲她一下,她就擦一擦。我说:啊?她说:不是,我把它擦大嘛。你说这种人她是不是诗人?她不是诗人也是外交部部长。可是长大以后,变成了小笨瓜,好多年了,最近才开始写诗。为什么?是我们现代教育把她变成了笨瓜,感性的能力完全没了。她小的时候,我们说:月亮出来了。这是个说明性的句子,是月亮出来了,不是星星出来了。但是孩子不这么讲,孩子讲:月亮来了。我们说“月亮出来了”,看不到月亮,只是一个理性的句子,是一个说明性的句子;说“月亮来了”好,月亮穿着美丽金边的衣裳,正从天边一步一步地走下来,好象看得见一样,形象语言,这是会诗的。是现代教育杀害了诗人,把小诗人都杀死了。

  所以我们写诗的人要有赤子之心,要回到儿童的时候去,要把所有的“名言”改造一下。名就是名字的名,名言是理性的,这是桌子,这是椅子,这是投影机,这叫名言。诗人是为万物重新命名的人,这个东西他可能起个别的名字,那个椅子也可能起个别的名字,一盆菊花他说“金色的火焰”也说不定,如果是向日葵他说“发疯的菊花”也说不定,开那么大一定是菊花发疯了。所以如果知道文字里面有很大的弹性,可以供我们做语言游戏的,如果喜欢上这个,他八成将来很容易走向诗的成功。

  我想现在各位正处在理性世界刚刚开始侵略,而感性世界还在顽强地抵制的时代,尤其是你们谈恋爱的人,那一定是感性得不得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,能够保持感情世界的旺盛来迎接诗的到来。

  第四条,诗人是有一贯人格的人。诗人的人格是一贯的。诗不是一种技术,诗是一种思想,诗是一种人格,诗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最高显现,诗是非常高贵的。你看,所有文类都没有一顶帽子,只有诗人有一顶桂冠。

  写散文的人也写诗,你永远不要只夸他散文好。“哎,光中先生,我觉得你的散文写得好啊。”就是不提诗,他心里不舒服。你可以提诗而不提散文,因为散文家没帽子,诗人有一顶桂冠,这个帽子很重要。所以诗学是文学的贵族,诗常常体现一些非常高贵的情操,诗是一贯人格的保持。

  台湾有一位孔子的我不记得是几世孙了(台湾尊孔,还有一个“奉”字,跟以前清朝政府一样的,就是给孔子的后代俸禄,让他主办这个继孔的香火,就象最高的顾问),孔德成教授,是台大的教授,孔先生就是奉祖的。孔德成教授小的时候,在山东曲阜嘛,他去念书的时候,因为他们家是贵族,一个人去家里怕他出事,就有一个伴读的人,年龄相若,象书僮一样,但是也去念书,那个人姓曲,是孔府的佃农,叫做曲万里。万里可能是后来读了书以后又改的名字,原来也许叫做曲什么很不雅的名字也说不定。后来曲万里也变成大学问家,孔德成当然也是大学问家,他们两个都是台大的教授,可是曲万里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候还是主仆分得很清楚。日本也尊孔嘛,孔德成到日本去,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地吃,吃到最后,发胖了,已经不能弯下腰来系自己的鞋带了,曲万里就跪下来给他系鞋带。中国人讲“义”呀,义是一种高贵的情操。当弯下身来替孔德成系鞋带的时候,这个时候的曲万里是一个诗人,他不是功利之徒,功利之徒说:你小子当年啊,虽然我是佃农,但现在我不也是大教授了嘛,你算个嘛呀?啊?什么系鞋带,咱们大家平起平坐。那就不是诗人了。诗人是念旧的人,诗人是充满感情的人。所以弯下身来替孔德成系鞋带的曲万里,在那个瞬间,他是一个诗人。诗人的气质是这个样子的。

  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讲座,是一个美国淘金大王捐的,叫“丁龙讲座”。丁龙不识字,是一个被当作猪崽卖到美国去的人,后来不知道怎么混到金矿里去,跟着一个美国人淘金。这个美国人是一个淘金大王,事业大起大落,当他最红的时候,那真是香槟似海,蛋糕如山,请众亲朋好友来吃饭;当他垮掉了的时候,股票不行的时候,就变成街头的一个乞丐。但是不管他大富大贵的时候,还是最苦最苦、一文不名的时候,丁龙都在他身边,你可能说他这是愚忠,但不能把他写成愚忠,这是中国人的义气。你是我的朋友,你大富大贵的时候是我的朋友,你穷途末路的时候也是我的朋友。所以当那个人说:你走开,我现在没办法发给你薪水,你走开。丁龙不走,还在他身边照顾他。当那个淘金大王酩酊大醉的时候,他透过朦胧的醉眼,看着那个小小瘦瘦的从矿中来的人。丁龙,是个诗人,他虽然不写诗,但他的行为是个诗人。

  甘地,是个名人,日本有一个首相,叫伊藤博文,也是一个名人,他们两个都是被刺死的。伊藤博文是被一个韩国青年刺死的;甘地是在一个聚会上,被一个异教徒(跟他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)用手枪打死的。他们一个是中刀,一个是中枪,当时那个瞬间都没有死,他们两个的反应很不一样。甘地在那演讲的时候,有一个年轻人,把一个小手枪放在手里边,一直往前带,带进去的时候就放枪了,甘地就中枪了,甘地中枪的瞬间看到了那个凶手,他苦笑了一下,向凶手拜了拜:谢谢你!意思是说印度这个担子很重,谢谢你结束我的生命,我不恨你,我真的需要谢谢你。甘地的境界多高啊。这是一个死亡的例子。伊藤博文是个文武宰相,可以跟我们中国的李鸿章来教劲,形象完美极了,学问、道德、世风,各方面都是满分,但是当这个韩国青年刺他他还没有死掉的时候,他横眉竖眼骂了一句:八格牙路!完了,一辈子的修养完了。所以甘地是个诗人,而伊藤博文不是。

  王鼎钧先生,现在在台湾是我这个年龄的人,散文写得最好的,最近他的三部回忆录出来了,你们一定要找来看。第一部叫《怒目少年》,第二部叫《昨日的云》(“昨日的云”是用我的一个诗句,他也写了谢谢我,是用我的“昨天的云”抄袭,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,他叫“昨日的云”),第三部叫《官山夺路》,写国共之间的战争,他是用完全客观的立场做历史的评估的。王鼎钧写过一篇散文,大概不足1500字,叫做《最美与最丑的》,是写抗战时的青年军,高中毕业再去当兵的,从前当兵都是庄稼汉嘛,但是那个时候有知识青年从军,他们知识青年从军放假了没事,有的去看电影了,有的说:哎,听说北京郊外有个地方可以看到宦官脱裤子,这多好玩呢。大家都好奇,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嘛,那就去看宦官。王鼎钧就描写这个宦官,他们到了一个泥巴屋子里,泥土墙,草房顶,屋里有条铁丝,铁丝上挂着一条被单,象幕一样,宦官在后边把衣服脱掉以后,把幕拉开给他们看几分钟,然后就收两块钱这样。这个宦官表演过了以后,又到了另外一个屋子,那里有一个瞎眼睛的女人,可能是格格,或者比格格层次更高一点的,因为清朝皇宫已经不能待了,就到了乡下,因为她的眼睛是瞎的,所以没有人告诉她清朝已经亡了。这个宦官进了屋子还是做马蹄袖的声音,“啪啪”,她有时候不高兴还要他掌嘴,等等这些。这个人就把自己脱裤子赚来的钱买东西给那个瞎眼的格格吃。这中间没有爱情,只是个“义”字,如果把它写成爱情就没有意思了。就这样,那个盲的皇家的人,还继续做着她的皇家的人,这个散文到这儿就完了。这个宦官是个诗人,他有一贯的人格精神。所以诗人已经定下了自己的人格,不能再去做生意了,诗人是好庄严、好威严、好厚重的人物,自己也要把自己看得很重。

  诗人有他一贯的人格,有他的道德精神,有他不变的情操,所以在他的精神世界里,是非常地严谨,也非常地华丽的,所以我们常常说,炼字、炼句、炼意,炼字就是语汇,炼句就是整个的句法,炼意就是意境。我常常说一句话:炼字不如炼句,炼句不如炼意,炼意不如炼人(人的品格的修养)。诗人在开始的时候比的是技术,谁的句子用得漂亮,谁的哪一首诗写得特别好;但最后比的是精神人格,比的是他的精神世界完整不完整,他的人格统一不统一。如果他精神世界不完整,他的诗虽然可能会有些好诗,但他只是个小诗人,或者只是个好的诗人,而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,伟大的诗人一定有他的精神品格。如果让在我们中国选一个诗人,那一定是屈原;选两个可能杜甫在里边,李白就有点危险;选五个,李商隐可能会在里边,选四个李商隐在不在里边很难讲,但是屈原一定在里边,为什么呢?是因为他人格精神的一贯性。屈原是个投江自沉的诗人,我们都是含着眼泪想念他的,实在是伟大,作品的风格和人格产生高度的统一性。这样的人,我们说,他即使不写诗,但他是把诗当作日子过的人,他也是个广义的诗人。这样的人生成立了,就是个诗的人生。

  现在又有旅行文学的出现,旅行文学是“带着故乡去旅行”。有一首诗是我读大陆的年轻诗人的,我忘了他的名字了,写得非常好。他写一个帽子,就是乡下人的斗笠,他是这么说的:离家这么多年了,你怎么还戴着那个破帽子(破斗笠)?对方说:不,那是故乡的屋顶。头上戴着故乡,也真是绝了,每个人的故乡都永远戴在你头上,如影随形,所以诗人是永远用他的故乡来衡量这个世界的人。但是那个写《一间自己的屋子》的英国作家伍尔芙(后来跳海死了),她说“你永远回不了故乡”,因为你回去的故乡已经不是原先的那个故乡了,就象你在行船,这一秒种看到的水已经不是刚才的水了,故乡的变化很大,不是说回去就能回去。所以爱乡爱旅行的人,故乡跟内心世界的冲突和斗争,这些焦躁这些思考就成为文学最重要的题材。

  本文为痖弦在广西师大中文系的演讲
  时间:2005年11月12日 整理人:马梦琳
  原载《东方丛刊》(2006年第3辑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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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5-12 09:31:49 | 显示全部楼层
本帖最后由 求知者 于 2019-5-12 09:42 编辑

第二条,诗人是感情、感性思维非常强旺的人。什么东西都是通过感性的,不是理性的。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文学、理性和感性是需要平衡的,好象车的双轮、鸟的双翼一样,必须要平衡才能使人正常。但是我必须说,诗人是非理性的人,诗人是不正常的人,越正常越糟。不正常才能写诗,非理性。

  我们可以打些比方说,理性是什么呢?理性就是走路一样,走路是有目的的;而感性象跳舞一样,跳舞并没有目的,跳舞的本身就是目的。你不能说我跳到哪儿去,我哪儿也不去,我跳舞啊,它本身就是目的。理性就象坐飞机一样,象我回香港,一下就回去了;感性是放风筝,放风筝有没有什么大的意义?没有意义,只是在空中创造美。理性好象是白天一样,感性就是夜晚;理性是太阳,感性就是月亮;理性是把米煮成饭的过程,感性是把米酿成酒的过程。饭可以喂饱饥饿的肚腹,而酒却可以安慰受伤的灵魂。

  理性代表工业精神,它要走得快,越快越好,它是勇往直前的,是不回头的;感性是农业精神,它是频频回首的。我觉得我们大陆今天理性成分太重了,人人都是勇往直前的,都没有频频回首。要回过头来看看。我们早年在《创世纪》封面上写了一句话,我们《创世纪》今年已经是51年的老杂志了,同仁杂志,每期交诗交多少,是我们的精神教堂,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,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妥协,只有《创世纪》是不可以妥协的,是我们人生最干净的地方。我们写在《创世纪》封面上的那句话是:我们欢迎不讲理的创作、讲理的批评。批评都要讲理,但是创作是不讲理的,越不讲理越好,它是非理性的。假如说你内在的思维情况是偏重于这方面的,你已经注定是个诗人了,只是你还没有写诗而已,因为你的思维状态是个诗的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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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题是“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”,而成为诗人的第二条中说“诗人的是非理性的人,诗人是不正常的人,越正常越遭,不正常才能写诗,非理性”。学数学的人应该是理性的,学哲学的人也应该是理性的,诸如逻辑学等等都是理性思维的人,那么,按照你的说法哲学理性的人不能写诗了?你的文题说人人都能写诗,这里又排除了一些理性的人不能写诗,岂不是矛盾?
    印度佛教原典认为,一阐提不能成为佛,原典佛教走进中国后,就一阐提到底能不能成佛进行了很多年争论,玄奘弄明白了这个问题,将原典一阐提不能成佛写进了书里。但很有一派认为人人皆可成佛,在中国这个认识很是强权主义那一派。
到底一阐提能不能成佛,到底具有理性思维的人能不能写诗?诗必须是感性的吗?裴多菲的诗:生命诚可贵/爱情价更高/若为自由故/两者皆可抛。这里理性思维的成分比例就多一些,这又如何解释呢?实际上,据我所知,纯学数学的人中很多人还出了很多诗集了呢。中国也有,外国也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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